一、胡适《说儒》--儒为殷朝宗教，殷民族沦为奴隶，故儒教柔顺。孔子改革儒教，恢复殷朝光荣
　　二、《说儒 》论证--（一）三年之丧为殷制。（二）《易》之需卦即原始儒教之形容。（三）《正考父鼎铭》足证儒教之柔顺。（四）《商颂·玄鸟》乃预言孔子诞生之诗。
　　三、《说儒》论证的检讨--（一）三年之丧为孔子所创制。（二）《易经》为战国初年作品。（三）《正考父鼎铭》系伪作。（四）《商颂·玄鸟》系赞美成汤之诗，并非预言。
　　四、儒教起源--（一）儒教起源于奴隶制开始崩溃之际。（二）儒化为职业，与农工商等相同。
　　关于儒家的起源，胡适有一篇《说儒》，载《中央研究院集刊》（四卷之三），旋收入《胡适论学近著》，排在第一。他承认古时经过奴隶制度阶段，由这儿导引出儒家的起源。这是胡适的新看法。现在将这一篇文章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如次：
　　儒是殷朝的宗教，殷朝灭亡以后，作奴隶于周，奴隶无地位又无价值，因此儒教的初期是一种柔顺的宗教。后传至孔了，乃把柔顺恭敬变为刚毅中正。胡适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有二：一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，证明了曾经经过奴隶制度的阶段；一是用的对比方法，犹太人的宗教，因国亡人民化为奴隶而腐败，耶稣出来，加以改革，遂成为救人救世的基督教。胡适在后者找到一个对比。
　　《说儒》长达一万字，举证相当丰富。我们知道胡适是费了不少的工夫，是他一篇得意的著作。但我的见解却和他不一样。出发点虽然也有一点相同，然而结论不同。
　　胡适是鼓吹实验主义，事事讲证据。其对儒教的见解，当然不能不有证据。他的证据是什么呢？唯一的证据是“三年之丧”。胡适在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上说，“三年之丧”是孔子创制的。别的人，也多抱这种见解。孟子的书上说，滕文公之父定公死了，孟子教行“三年之丧”，说“斋疏之服，**粥之食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三代共之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。似乎夏朝就实行这种制度的。但是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，说：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”。从这句话看来，就可以知道在战国时代和以前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。还有其它的事实证明“三年之丧”的确是儒家创制的。后来新的说法出来了，反对这种见解。最初提出反对说的为傅斯年。他举《论语·宪问》“子张曰书云：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？子曰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，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”。谅阴，又写成亮闇。孔子这个回答有点所答非所问。直切把疑问作为定论，把“谅阴”便作为守制讲，高宗“谅阴”三年，就用以证明殷朝即已实行三年制之丧。傅斯年就根据这个资料，说古时就有三年丧制。只是殷人行之而周人不行。所以滕国的父兄百官反对。
　　胡适又根据了傅斯年的这种新说：奠定他的《说儒》的基础。这种新见解，对于古书的矛盾可谓面面圆到。傅斯年又解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，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”，说古代君子小人的划分，不是精神的，而是物质的；支配者的贵族，就是君子，被支配者就是小人，也就是野人。殷灭于周，殷人成为周朝所支配的奴隶，即是野人，然而是先进于礼乐的。周武王用阴谋夺取了殷纣王的统治权，视殷人为失败的奴隶，当然不看重他的制度，不尊行他的礼乐，后来知道礼乐的重要，才渐渐采行。这也足为殷已实行“三年之丧”制的旁证。“三年之丧”是儒家的特征，“三年之丧”起于殷可以证明儒为殷朝的宗教了。
　　不过，我认为还须得加以研究。假设殷朝已行三年之丧制，甲骨文上一定会有记载，今甲骨文没有这种证据，而相反的记载，却发现了。《卜辞》中每有记载年月日的例子。（古时写年月日的次序，完全是西洋式的，日在前，月在日后，年又在月后。）新君即位元年的记载，虽然还没有发现。第二年有两起，第三年又有两起，内容都是王自己卜问要大规模地祭祀祖宗的事体。若“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”，那第二年与第三年，就不会有殷王亲自祭祖问卜的事了。古时祭祖为大事，必用音乐。行三年之丧制，在未除服以前，今天在甲骨文上发现了。这些祭祖卜问等记载，可见殷代并有三年之丧制。高宗“谅阴”三年，不应该是三年之丧的说法。而且《书经·无逸篇》所说殷王统治天下时间最长久、又能克苦耐劳者，前后有中宗、高宗及祖甲三人。假如殷朝实行“三年之丧”制，中宗的父亲死了，也应该谅阴三年。祖甲的父亲（高宗）死了，也应该谅阴三年。今只说在高宗项下，可见“谅阴”决不能解释为三年之丧。
　　研究古文要会读别字。“阴”字古音读am，“闇”亦读am（这种读法，现在广东和福建的厦门还存在），与瘖为同音字。谅阴不是守制，而是害病，害了瘖哑症。
　　哑症是不是有呢？是有的，学名为 APhasia。有两种原因，一是筋肉系的关系，一是神经系的关系。前脑左太阳穴有言语中枢存在，假使这个地方生了毛病，或打仗受伤，就不能说话。（还要附带说一句，就是有些人生成左手作事，所谓左癖。作父母的人，看见儿或女是左癖，每每要强迫他或她以右手作事。这种纠正有伤言语中枢，所以千万要注意，不好纠正左癖。）
　　这两种哑症，有些医得好，有些没有方法治疗。譬如古代作战用刀或戈，被敌人戳破左前脑，伤得厉害时，就完全不能说话，不独自己不能讲话，人家讲话也听不懂。若受伤较轻便可以疗好。这并不是稀奇的病，诸位有时间到医院问医生。以找出许多的证明。筋肉性致哑的，有时不用手术也可以医好。高宗当时，就害到这种哑症。而不是守“三年之丧”。从字音与医理来解释，古人对谅阴的说法可以推翻。
　　三年之丧实为孔子所创制。孔子认定要改变制度，怕出诸自己的见解，不为人所信从，故托言古代就有这种制度。讲中国古代社会时不是说过，孔子托于唐虞三代，墨子崇奉夏禹，最后道家以黄帝作祖宗？孔子为什么要托古呢？因为人是崇拜偶像的，宣言一般人所没有看到的古人是怎样怎样的好，消极方面可以减少阻碍，积极方面又可使人信从。这是孔子的苦心，并不是孔子存心骗人。为了好而骗人，是没有关系的。
　　胡适虽改信三年之丧开始于殷朝，但所列举的证据不能成立。于是这个账又要算回来，三年之丧依然是孔子创制的。孔子创这种制度，他的弟子宰予就反对过，说“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，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。孔子没有话解释而用心理上的话来反驳他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汝安乎？”宰予说：“安。”孔子就说：“汝安则为之”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这样说，也正表现着在负气，没有办法的光景。从这各方面看来，殷朝已有三年之丧的主要根据便完全被推翻了。
　　再说胡适的第二个根据《易经》的需卦。章太炎说：需就是儒。胡适根据这个说法，便以为儒是很古的东西，殷朝就有了。
　　 《易经》这一部书，一般人都看得很古，就是我过去也看成为中国很古的书。但最近仔细研究后，才发见它并不是古书，而是战国初年的东西。单看它的构成组织，是有周密计划写出来的，就可判定它不是古书。由八卦演成为八八六十四卦，分划得整整齐齐，当然是有计划做出来的书，绝不是累积而成的古书。古书是零碎的在时间的流泻中自然累积成的。拿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的构成来看，就明了了。凡是愈古的书，就愈不整齐。我讲《中国古代社会》时，曾把周礼批评了一番，《易经》与《周礼》一样的整齐，就此一点也可判断它不是很古的书。
　　再从思想上说：《易经》说明宇宙的原理为变化，宇宙万物时时刻刻在变，变是宇宙的原理。又说明宇宙的变化，由于矛盾，由于阴阳刚柔的对立而生变化。离开神的观念，而解释宇宙的变化，这种思想，是很进步的思想。从这里又可以断定它不是很古的书。
　　还有一点，天地阴阳对立的思想，春秋以前没有。他们看《书经》上可靠的几篇，都只是说天而不及地的。再看很多铜器的铭文，殷周几百年中的记载，也找不到天地对立的痕迹。当时呼天为皇帝，皇上帝，又呼为上帝，关于这样的话很多，可是没有说到地，没有把地视为与天对立的说法。天地对立、阴阳对立的观点，从思想发展过程来讲，在古代是不可能有的。
　　我们从新旧史料来看，《易经》是酝酿于春秋中叶以后，而成于战国初年的东西。中国的社会在春秋中叶以后，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社会的变化当然会引起思想的变化。《易经》的思想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合。
　　《论语·述而》孔子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！”孔子读过《易经》，可见《易经》是古书，有人或许会这样说。孔子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，一辈子读书的精神，值得佩服。今天说《易经》是战国初年的东西，那么，对孔子读过《易经》的话，又作何解释呢？大家知道中国经学有古文今文两派吗？“五十以学”下面的“易”字，今文派是作“亦”的。就是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，亦可以无大过矣”。可见古文派在这儿玩了把戏。实际上孔子并没有看过《易经》，所谓“晚年好易，韦编三绝”的话，那完全是假造的。《易经》之外有《传》十翼，自来也说是孔子作的。里面有“子曰”，谓是孔子所说。其实“子”不必便是孔子，任何人的弟子称其师都可以称为子。《易传》上本来有这样的话，说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”？又说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耶”？虽然把《易经》也看得古，但明明是没有肯定的疑问。从《易传》的内容说来，一多半是秦汉人的作品。秦始皇烧书没有烧掉的惟医药、卜筮：种树诸书，一般学者以环境关系，就是说为逃避现实，一切著述，都是假托于医药、卜筮、种树。《易传》的生成可以作这样解。
　　《易经》疑为殷末周初的东西，多少是有根据的。《易经》里面有“高宗伐鬼方（在今蒙古境内），三年克之”（《易·既济》九三）的话，还有“帝乙归妹”（《易·泰》六五、《归妹》六五），“箕子之明夷”（《易·明夷》六五），都是殷末的故事。据此，故疑为殷末周初的东西。不过现在经我考察，中间也还有春秋中年的故事。《易经》上不是有“中行告公，用圭”（《易·益》六三），“中行告公，从，利用为依迁国”（《易·益》六四）“朋亡，得尚于中行”（《易经》九二）吗？这些中行，作为抽象名词，解释不下，所以顾颉刚疑其中有故事。后来经我研究的结果，的的确确是有故事。中行是人。春秋晋襄公作三行，名中行、右行、左行1。荀林父将中行，屠击将右行，先蔑将左行。荀林父的子孙以祖父之官名为氏。即荀林父也称为中行桓子。中行氏到汉朝的时代还有，即汉文帝时出了一个与汪精卫、秦桧差不多的大汉奸，叫中行说。汉文帝派中行说出使匈奴，他不愿意去，勉强他去，遂投降匈奴，教匈奴以战略，嗾使匈奴攻汉。匈奴在汉初即横霸得与现在的希特勒差不多，汉高祖以三十万大军打匈奴，仅以身免。高祖死后，惠帝即位，吕氏当朝，匈奴下一国书说：“要与妳睡觉”。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从来所没有的侮辱人国的国书，而中国回他的国书说：“吾年老矣！恐有污下体”。这种软弱的程度，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。汉文帝时匈奴还是很强，为患日甚。后又经中行说嗾使，便愈见嚣张了。青年政治家贾谊上书有云：“欲执中行说而笞之背”2，就是这位大汉奸中行说了。我们现在知道了中行是一个人。晋襄公命荀林父将中行，襄公死后，太子年少，晋人恐国家多难，欲立长君，当时襄公弟公子雍为人质于秦--古时两国交好，以国君亲人作质，大家以其好善而年又长，且为文公所喜欢的儿子，决定迎接回来做国君，并决定派左行先蔑赴秦迎接。荀林父劝蔑说；“夫人太子犹在，而外求君，此必不行，子以疾辞，若何？不然，将及。摄卿以往可也，何必子？同官为寮，吾尝同寮，敢不尽心乎？”②简单的说这个决议案，行不通的，你不要去，找代表去好了。我与你是同事，当然要把我的看法告诉你。可是先蔑不听他的话，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。迨先蔑走过后，襄公夫人怀抱着太子到朝廷上去哭，并到掌握大权的赵宣子家里说：“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。此子也才，吾受子之赐，不才，吾唯子之怨。今君虽终，言犹在耳，而弃之若何？”3于是背先蔑，改立灵公，并派兵到边境，即今陕西潼关附近，截击送公子雍回国的秦军。秦人不知道这种情形，不加防备，便大吃败仗。秦军败，公子雍战死，先蔑因此逃往秦国。荀林父很同情他，把他的家眷财产派人送到秦国去，并且说我为同寮的原故。“朋亡，得尚（当）于中行，”不就是指的这一段故事吗？这一句话的故事，出在春秋中叶以后，可见《易经》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东西。
　　《易经》六十四卦，每卦有一个说词。每卦有六爻，每一爻也有说词。这些卦爻词的来源，一面抄袭旧文献，不够就以传说的故事作填补。于是古代的民歌、恋歌都收集在里面。例如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”（《易·中孚》九二）。这“其子”之“子”是指雌鹤，古时不独女人称丈夫为子，男子称夫人亦为子，故女子出嫁曰：“之子于归”。这个歌就是说：雄鹤在树阴下叫，雌鹤也跟着叫；我有一杯好酒，愿与你一同醉倒。这当然是一首恋歌。
　　有古代的故事，又有近代的故事，就是证明《易经》并不是殷末的东西。我著有《周易的构成年代》一文4，各位不妨拿来参考一下。我可以断定《易经》是战国初年的作品，所以《易》的需卦不能作为儒教起于殷的证据。
　　再其次论《正考父鼎铭》。正考父是孔子的祖先，是很谦恭的古人。《正考父鼎铭》见于《左传》鲁昭公七年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也载得有。《鼎铭》说：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 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余口。”这是多么的谦恭。古时为人臣受天子或诸侯之命，是很光荣的事，每每是意气扬扬的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凡接受了政府的奖励，都是喜颜悦色，态度轩昂的。正考父不同，他受第一次命埋着头走路，受第二次命屈着腰走路，受第三次命埋头屈腰沿着墙脚走路，并说我这样谦恭，也没有人敢欺侮我。古人作鼎是用以烹调高贵食物的，所以恭维人吃好的饮食就说；“钟鸣鼎食”。何谓钟鸣呢？是奏音乐，如现在宴请外宾，便有音乐伴奏。何谓鼎食？现在冬天吃饭用火锅子，即为鼎食。今正考父不用鼎来烹调珍贵东西，而用以煮饭，故《鼎铭》说：“我用来煮稠的粥，煮稀的粥，拿粥来养我的身体。”这个《鼎铭》在中国古书上是很有名的。正考父是孔子的祖先，他是殷朝的后人，做官于宋国，同时也就是在作周朝的奴隶。胡适以此证明儒教的柔顺思想是由于奴隶根性，当然是很好的证据。不过这一篇文章有问题，是后人假造的。
　　第一，法诫语，现在所谓的座右铭，古时是没有的。古人铭器，不是记功勋、赏赐，便是记载契约，而精神上的法诫语，根本没有。讲到这里诸位或许要问，《汤之盘铭》上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不是法诫语吗？我们研究《汤之盘铭》的结果，也不是法诫语，而只是“兄日辛，祖日辛，父日辛”的脱误。古时没有法诫语，有之即是伪造。正考父的《鼎铭》是法诫语，不合体例，不能认为它是真的。这是一点。
　　其次，《正考父鼎铭》，前半来自《庄子·列御寇》。其文是：“一命而伛，再命而偻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孰敢不轨？如尔夫者，一命而吕钜，再命而于车上舞，三命而名诸父，孰协唐、许？”不同的是把偻换在伛的前面，讲来又有问题。伛偻是连绵字之叠韵字，颠倒过来就错了。这是《左传》露了做假的马脚。古时的伛偻，就是现在的驼背子。凡是弓背的东西，古时都叫它做伛偻。古时的车柄朝上弓，故也叫它做伛偻（字作“构篓”，见《方言》）。还有高低不平的土地，也叫它做伛偻（字作“欧**”，见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）。--总之伛偻，不能颠倒成伛偻，颠倒就错了。就是作假的表现。
　　其次，《庄子》原文是第三者对正考父的批评赞叹，若说是正考父自己作的，那便是伪君子，因为那有自己称赞自己谦恭的呢！况且“亦莫余敢侮”，就是说也没有那个敢来欺侮我，这种口吻又何曾是谦恭！这一点也露了马脚
　　下半段的文字，也是有出处的。《礼记·檀弓》篇：“美哉轮焉！美哉奂焉！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。”下半段的句子，就是仿这样句子写的。
　　拿正考父的时代来说，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为宋襄公时代，《诗经·商颂》，就是他作的。《史纪，宋微子世家》有这样一段话，“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欲为盟主，其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契、汤、高宗，殷所以兴，作《商颂》。”这就说是《商颂》系宋襄公时的正考父作的。我们知道《诗经》有三家：即鲁诗、韩诗、毛诗。鲁诗、韩诗是今文派。毛诗是古文派。《史记》所根据的是鲁诗。《史记集解》言“韩诗，《商颂》亦美襄公”。又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的注引《韩诗薛君章句》）“正考父孔子之先也，作《商颂》十二篇”。可见韩诗也这样主张。独毛诗说《商颂》是正考父汇录殷朝的旧诗。这是根据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。但是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都是经过刘歆改编过的书。《左传》把正考父的年代改成戴公、武公、宣公三朝。这两说的年代相差一百五十年。为什么要改为戴、武、宣三朝呢？就是根据一命、再命、三命的话。殊不知三命并不一定要三朝，一朝也可以受三命。刘歆在《左传》造假又怕孤证难为人信，于是他把这个话窜入了司马迁的《孔子世家》。可是没有考虑周到，把《孔子世家》改了，而忘了改《宋世家》。所以一部《史记》，弄出两个正考父，一是宋襄公时代，一是戴、武、宣时代；而同是与《商颂》有关系的，一说是做，一说是纂集。这明明是古文派捣鬼。我们根据口气、年代的不符与其文字来源几点，判定《鼎铭》是伪造。
　　又正考父的故事，无论《左传》里面也好，《孔子世家》里面也好，都与孔子发生关系，成为了预言的根据。《左传》载鲁国大夫孟僖子临死的时候，以过去从鲁君出使，不能相礼，深引为很惭愧的一件事。所以要他家臣在他死后，送他二子到孔子那里去学礼，谓孔子是正考父的后人，就说出《鼎铭》一段话，说出正考父那样谦恭其后必有达人。这明明是孔门后人编来粉饰孔子的。胡适竟以为是预言，引来证明儒教是周朝时候的奴隶宗教。起先说过，胡适的《说儒》的出发点有二，一是根据近年来的古代社会研究，已证明殷、周两代是奴隶制度，一是对比，以耶稣基督教作对比。基督教《圣经》上，有许多预言，后来就应在耶稣身上。他说儒也是这样，殷民族原是贵族，以天下的统治权被周武王夺去于是变为奴隶，但也有预言，说将来定有圣人出来，恢复固有光明。胡适就引正考父故事作为预言的一个根据，其实这根据是靠不住的。
　　还有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说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，这也被胡适利用了，以为也就是殷朝亡后，必生孔子圣人来恢复殷民族光荣的预言。更有趣的，说是将生孔子来统一中国，引《商颂·玄鸟篇》为证。那诗的原文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宅殷土茫茫，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。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，武丁孙子。武王靡不胜，龙旗十乘，大糦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。肇域彼四海，四海来假，来假祈祈。景员维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何”。武丁即殷高宗，紧接第二句“武丁孙子”后，为“武王靡不胜”。古时武王有两个，一个是夺取殷朝统治权的周武王，一是武丁祖人商武王，即成汤王。武王成为武丁的孙子，未免说不过去。所以郑玄和朱熹都说这个武王不是成汤，而是武丁孙子之有武功于天下者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清朝的学者王引之也有一个解释。他认为“丁”字为王字的错误，“王”为丁字的错误，故改为“在武王孙子，武王孙子，武丁靡不胜”。把文字这样改了以后，事情倒说得过去，可惜没有根据。于是胡适便来了一个预言说：武丁孙子没有一个人配称武王的，这“武王”以下是预言。“武丁孙子”的“武王”，是指恢复殷朝光荣的殷朝的后代，就应在孔子身上。他在下文还改了一个字，来牵就他这种说法。其实是白费气力。据我看来这一首诗，本来没有问题。自郑玄以来便弄成了问题的，是由于圈点的错误。过去圈点成“……在武丁孙子。武丁孙子，武王靡不胜”。把第二个“武丁孙子”连到“武王靡不胜”去读。胡适用新式标点圈成为“在武丁孙子。武丁孙子--武王靡不胜”，也是一样。这就是弄错的根源。其实“武丁孙子”是应该连上读的，便是“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，武丁孙子”。“武王靡不胜”以下又是另外的一节。这样圈点不仅诗调畅达，而韵脚也合，一切的问题都冰消了。古人没有圈对，胡适用新式标点也没有圈对，遂成为不可解决的大问题。“武王”指“成汤”，赞美成汤，百战百胜，以“龙旗十乘，而受天下”，把赞美事实的诗，弄成预言诗，真是牵强透顶。
　　胡适的《说儒》，以“三年之丧”、《易经》的需卦、《正考父鼎铭》、《商颂·玄鸟》四点为根据，证明儒为殷之宗教，充分带有奴隶根性而柔顺，迨孔子出世，始改为刚毅的宗教。今天从所引的四大证据来研究，“三年之丧”是孔子创造的，《易经》是战国初年的东西，正考父的谦恭，不能作为奴隶解释，他是殷之顽民宋国的贵族，并不是周朝的奴隶，而且正考父的《鼎铭》是后人假造的，孟僖子的故事，也是假的，《玄鸟》诗，不能作预言解释。四根大台柱，不能成立，对儒家的看法，就是根本错误，只好垮台。
　　我对儒的看法不同，儒是春秋时代，社会转变，生产方式变更，奴隶制度崩溃时代的产物。在社会转变以前，做上层阶级的人，没有从事生产，没有生产能力，迨奴隶制度崩溃，要能生产者，才可生存，过去的上层阶级，又偏偏的不能适合新的环境，更不能掌握新生产方式的产业权柄，再作主人翁，于是成为破落户。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把新时代握着产业权柄的人，便看成为暴发户，嫉恨他，藐视他。反过来，这些暴发户对那些过去的上层贵族，也看成为不前进的落伍份子，形成为互相鄙视的对立状态。《诗经》上描写这些形状的文字很多，“彼其之子，不称其服” （《曹风》），就是西周末年的破落户对暴发户的不满了。他们失掉了主人的权柄以后，不独怨恨人，即连认为至尊无上的天，也知道不可依靠，而抱怨起来了。这可以证明当时社会的大转变。
　　在过去奴隶制度的时代，诗书礼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品，下层人是没有资格读书习礼乐的，所谓“礼不下庶人”。社会转变后，上层阶级降落下来，代替过去上层阶级地位的即“礼不下庶人”的庶人。这一批升上来的下层阶级的庶人，没有读过书、习过礼，当然不懂，升处在社会的上层阶级后，觉得礼不可少，便拚命学礼乐。过去的上层阶级，其生产能力没有，但却晓得礼乐，开始堕落后，新兴的上层阶级骂他文诌诌的，没有生产能力，现在以新兴的上层阶级要学礼乐，堕落的上层阶级的人，又被重视了。这就是儒之所以产生。儒者柔也，但他并不是出于奴隶的精神上的柔，而是出于贵族的筋骨上的柔。儒被重视之后，儒家便成了一种职业，于是便和农工商一样，成为人选择职业的一种对象。孔子是生在这样时代的一个大人物。他本是来国的破落贵族，迁到鲁国，竟有弟子三千人，简直形成为一个读书人的大帮口。其他的墨家、道家，也与儒家相同，各各成为了一个帮。他们的生活全赖他们的弟子之学费来维持。孔子以弟子多，到处都可以得到弟子的束脩，所以能周游天下。儒的产生成长就是这样的。
　　我这种说法在中国历史上，中国的社会史上，找得出很多的证据。由奴隶制度转变为封建制度，无疑的在春秋战国时代。当时各行各业工商界都有结成帮的事实，儒者也是帮口之一。所以“儒”并不是原来就已经有了，因孔子而复兴，而是春秋的末叶，社会大转变产生出来的历史成果，孔子为其代表。过去贵族垄断知识，就是读书、习礼乐为贵族的专有权，到春秋时代，乃普遍到下层阶级。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很大的变革，也是孔子的一个很大的功绩。
　　至于儒在当时为什么不发生于其他的国家，而独发生于邹、鲁，这是值得考虑的。这有它的道理，因为邹、鲁在列国中文化最高。但又为什么不发生于周朝的王室，而发生于邹、鲁呢？周平王被犬戎从陕西赶到河南洛阳，旧的京城镐京沦陷，过去的文化，完全失掉了。东迁以后，周室仅仅保存天子的虚位，丧失了过去统治天下之权，名虽天子，实际成为三等诸侯。所以儒不发生在周室，而发生在文化最高的邹、鲁。
　　一九四二年七月
　　郭沫若，著名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。
　　
　　1据《左传》鲁僖公二十八年“晋侯作三行以御狄”。鲁僖公二十八年为元前六三二年，其时为晋文公五年，而晋襄公即位于公元前六二七年（亦见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。“作三行”的晋侯当是晋文公，而非晋襄公。
　　2 《汉书·贾谊传》文作“伏中行说而笞其背”
　　3见《左传》文公七年。
　　4即《〈周易〉之制作时代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见《青铜时代一书》